活在法国的中国记忆

探索
2018-04-12 09:50

文  /  法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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圆明园著名的“十二兽首”铜像,是意大利籍传教士郎世宁设计的喷泉的一部分。圆明园被劫掠后流失海外。

其中,曾流失法国的青铜鼠首和兔首已经于2013年通过赠送的方式,回到了中国。其他兽首也在陆续收回中。

2018年1月8日,法国当选不久的总统纽埃尔•马克龙抵达“丝绸之路”的起点古城西安,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。

法国总统的这一举动颇具象征意味。从西安出发,经由中国西北大漠抵达当时罗马帝国的“丝绸之路”,不仅是中欧经济文化交往的古代通道,也在今天中国倡导的“一带一路”中再度复活。

中国文物

我对法国文化近距离的接触是10年前。当时,我在巴黎留学,学习艺术。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塞纳河畔大大小小的艺术博物馆。而让我吃惊的是,在这里,我看到了很多稀世罕见的中国古代文物。

这些文物来自哪里?有一则材料这样说:

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,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,因战争、不正当贸易等原因,致使大批中国珍贵文物流失海外,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、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。

流失的这1000多万件文物,当然包括我在法国博物馆里见到的那些珍品。

文物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“记忆”,而中国的“记忆”,很多珍贵的部分,却在外国保存。

法国收藏中国文物,比较有名的博物馆有以下几个。

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,藏有2万件中国藏品,是法国收藏的中国文物价值最高的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建于1889年,创始人是法国工业革命后发财致富的一位工业家——爱米尔•吉美。有钱后,他环球旅行,由此收藏了大量埃及、希腊、日本、中国和印度的文物。

这些藏品中,最为珍贵的是殷商晚期的青铜器《象尊》和周代铜器的一组《令簋》;绘画作品最为知名的是出自敦煌盛唐时期的《阿弥陀西方净土变图》《普贤菩萨骑象》和《行脚僧像》。

这家博物馆里还有很多中国瓷器。法国人很喜欢中国瓷器,在今天的很多法国家庭里,都能见到中国的瓷器。但是,吉美博物馆的瓷器很多来自明清时代,随便一件在今天都可以卖出天价。

当然,正如我们知道的,法国是1860年劫掠圆明园的元凶之一。所以,这家博物馆里也珍藏了很多圆明园的珍宝。其中,就包括郎世宁绘制的《乾隆肖像》、乾隆百花瓷瓶等乾隆皇帝时代的物品。

说到圆明园珍品的收藏,珍宝最多、最好的不是吉美,而是枫丹白露宫。这个公元1137年修建的宫殿很有名,我们知道它,要么是读历史,要么是看大街上地产商的广告。中国从法国借来的,不过是“枫丹白露”这样的虚名,但枫丹白露宫从中国抢去的却都是货真价实的文物。

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,可以说就是圆明园艺术在西方的再现。这里收藏的中国历代名画、金银首饰、瓷器、香炉、编钟、宝石和金银器有3000多件。

收藏圆明园艺术珍品比较多的机构还有巴黎国立图书馆。这里虽然名曰图书馆,但藏的东西却比寻常的书珍贵太多。里面有清代宫廷画师沈源和唐岱共同绘制的绢本《圆明园四十景图》,沈源和孙佑刻版的木刻本《圆明园四十景图》。今天有些人说要重建圆明园,如果真要重建,估计得先到这里来仔细看看当时圆明园的格局。

其他收藏中国文物比较多的,还有赛努奇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以大金融家亨利•赛努奇的名字命名。此人也是当时的富豪,而且也爱周游世界,1896年去世之前,他将收藏的亚洲藏品捐给一家政府博物馆。他死后,在他的故居就有了这个博物馆。其中收藏的中国文物高达1.2万件,是法国第二大亚洲艺术博物馆,仅次于吉美博物馆。

在法国看中国文物和在中国看中国文物心情完全两样。一方面,不得不为外国人如此爱戴、珍视中国文物、文化感到自豪。但另一方面,又觉得有些遗憾、别扭。当然,我还有一个体会是,当这些中国文物与其他亚洲国家,乃至其他世界文明古国的文物放在一起时,我们对中国的历史与文明,一下就有了直观感受。从这个角度,倒也不妨把巴黎这些博物馆视为某种中国“爱国主义教育”的场所。

“中国孤儿”

中法之间的文化交往,其实不止上面提到的战争与掠夺。战争的背后,是中国地位的降格。但在更早之前,当中国与法国还没有正式谋面之前,法国的知识精英对中国却有另一种情愫,那种情愫,通俗讲,简直就是恋爱里的“单相思”。

法国的路易十四时代是法国古代少有的盛世。罗马帝国解体之后,欧洲就没过上什么好日子。然后查理曼短暂统一了罗马帝国的欧洲西部版图,但随后他的后辈就把他的遗产瓜分了,而瓜分的结果,就有了今天法国等欧洲国家。但欧洲那时采用的政体是“封建制”,就是中国西周时代那种“封土建国”的方式,于是国家权力层层削弱,最后导致战乱不断,国家难以统一。

而法国的路易十四时代,从他父亲开始推行的中央集权制度有了成效,那些敢于对抗王权的贵族势力纷纷受挫,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大权逐步统一在国王名下。于是,国家力量因为集中而得到更大的释放。

这个时代,法国有很多中国文化的铁杆“粉丝”。普通家庭渴望弄点东方的“神奇树叶”(茶),或者弄几件瓷器的事情实在太小,我们就不往深处说,但涉及名人则不得不好好讲讲。

这些中国铁杆粉丝中,最有名的是伏尔泰。这位启蒙运动的主将、光彩夺目的思想家,跟欧洲多国的国王、王后等关系匪浅的时代巨子,曾经被中国文化点亮,而他的思想中,自然也少不了中国文化的影子。

比较有名的有两件事。一是,1755年8月20日,他把中国元杂剧《赵氏孤儿》改编成《中国孤儿》在巴黎上演,引起轰动。据说,这个法国版的《赵氏孤儿》是他根据孔子的教导改编的。

巴黎上流社会,伏尔泰朋友圈的人,是否真能理解中国历史、中国人的忠义,我不太相信,但这个戏剧一上演,立即圈粉无数倒也是事实。

跟伏尔泰有关的,另一件后世经常谈论的事情是,伏尔泰在阐明他启蒙思想家主张时,把中国视为理想国,把儒家视为榜样。在他的小说《查狄格》里,他把中国和其他国家放在一起比较,得出的结论是:“中国人是最有理性的”,而这种“理”是“自然之光”,万物的本源,也是中国文明古老、完美的原因。

我们知道,启蒙运动主张“理性”,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今天,今天很多后现代主义反理性,反启蒙,就是针对伏尔泰等人提出的。所以,伏尔泰时代对中国的认识非常值得我们关注。

在18世纪末之前,中国文化在法国的粉丝很多都是历史上的大人物。除了伏尔泰,还有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,而“重农学派”的创始人弗朗西斯•魁奈居然被称为“欧洲的孔子”,可见其对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崇尚。

传教士的贡献

这个中国文化被法国接受的黄金时代是怎么形成的?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,16世纪以后,法国籍天主教传教士频繁往来于欧洲和中国之间,他们精通汉语和中国文化,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了欧洲。伏尔泰这些思想家都是读了他们的作品才间接了解中国。比如,《赵氏孤儿》的剧本就是耶稣会士马若瑟翻译,并发表在1736年出版的《中国通志》上才被伏尔泰看到。马若瑟在中国生活了40年,在当时众多传教士团体中还不算最有名的。

有伏尔泰等人代言,法国政治、知识精英对中国文化的关切自不待言。而这种关切与惦记,100年后就成了中国的劫难。这是伏尔泰没想到的。

当然,他没想到的还有一点,那就是他死后(死于1778年)二十多年里,法国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开始改变,后续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等人就从启蒙运动的另一个关键词——“自由”的角度,对中国专制主义提出了批评。这种批评后来成为主流声音。而当中国不再被尊崇时,打着改变它的旗号的战争和侵略,就接踵而至了。

法国的另一面

法国有很多面,从博物馆到近乎失落的历史,都让我们看到其中清晰的中国面孔。

比如,杜拉斯小说里的中国意象——中国文化通过法国殖民地越南,转口到法国。

再比如,几乎被历史遗忘的,在法国的中国劳工。

我的朋友胥弋策划出版的《一战华工在法国》(法文版)中说,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三个协约国军队中差不多有14万中国人,他们在法国的土地上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。其中6000名,或者更多的中国劳工死于这场战争。现在,法国西北部的两座军人公墓中就埋葬着他们的尸骨。战争结束后,人们把清点出的96000名中国劳工陆续遣返回中国。

尽管是短暂的居留,但抹不去他们存在的痕迹。为了纪念这些中国劳工,最近几年,每逢11月11日,法中协会都会举办纪念活动。这大概也是历史在当代的回响吧,而重温历史——就像法国总统参观“丝绸之路”一样,不只是怀念或者纪念,也是对未来的期许。

近年来,中国和法国之间,类似的交流很频繁:中法文化年、中法文化之春等持续性的活动都围绕着文化进行。文化活动虽不像买卖那样实在,但历史和文化本来就是用来聊天,以增进了解、增加感情的,而这些貌似不值钱的东西有时候又是花钱都买不到的。也正因如此,中国才倡导“一带一路”,用历史和文化去唤起彼此的温情。

(责任编辑 刘瑜澍)

(本专题图片来自网络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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